中信证券（06030）早盘上涨2.94%，现报11.92港元，成交额2.11亿港元。

全球增长放缓，但趋同依然继续（上）

一、全球经济的四大主题

如今，距离我们首次预测“金砖国家”（BRICs）的长期发展趋势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距离我们的更新预测并将其扩大至覆盖70个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也已经十多年了[1]。11年过去了，我们持续更新预测、扩大覆盖范围和延长预测期限，纳入新数据，采用新方法。目前，我们最新修订的预测涵盖104个国家，预测期限也从2050年延长至2075年。

自我们发布2011年预测之后，全球经济遭遇一系列长期挑战和经济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生产率增速令人失望、全球保护主义抬头、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最近发生的俄乌冲突。尽管遭遇这些挑战，但我们2003年和2011年预测的大部分关键经济特征仍然未变。但是，其它特征现在需要重新审视。

我们在最新预测中指出了全球经济有四大主题：

主题1. 人口增速放缓引发全球潜在经济增速下降

全球经济增速已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10年的年均3.6%下降到新冠疫情爆发前10年的3.2%（以市场加权计算）。经济增长放缓的国家很多，包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这是全球人口增长放缓和生产率增长放缓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似乎与全球化速度放缓有关[2]。我们预计，全球潜在经济增速的高峰期已经过去，2024－2029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2.8%，之后逐渐下降（如图1所示）。

经济增长预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结构。过去5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减半，从之前年均增长2%左右下降至目前的不足1%，联合国最新人口预测显示，2075年全球人口增长接近停滞（如图2所示）。虽然以前的预测中已经考虑到一些人口增长放缓，但人口预测仍然不断下调（目前预测全球人口峰值为100亿左右，但之前预计将超过110亿）。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控制全球人口增长是环境长期可持续的必要条件。尽管如此，人口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经济挑战（最明显的是医疗成本和退休成本不断上升）。未来几十年里，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严峻经济问题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可能会越来越多。

图1. 全球潜在经济增速在逐步下降

全球GDP增长率；实线－5年中心移动平均值；虚线－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高盛全球投资研究（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图2.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增速已经减半，预测的人口峰值不断下降

联合国预测的全球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数

数据来源：联合国（United Nations，UN）和高盛全球投资研究（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Research）。

主题2：在亚洲经济强国的带领下，新兴经济体继续趋同

尽管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实际GDP增速均有所放缓，但相对来说，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仍然超过发达国家（如图3所示）。新兴经济体趋同速度比21世纪初略有放缓，但是比21世纪之前的几十年快很多（当时国家间收入趋同是例外，而不是常态）。保持收入趋同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继续上升[3]；收入水平将向发达国家逐渐靠拢；全球收入分布图中，“中等收入”经济体将不断增多。

图3.尽管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均有所放缓，但新兴经济体收入向发达经济体趋同的趋势仍未改变

比较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左图）；各国人均GDP与美国差距的散点图（右图）

数据来源：高盛全球投资研究（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虽然大部分经济体的GDP增速都未达到我们2011年的预期，但它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却不一样。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表现略微超出我们的预期，但俄罗斯、巴西和拉丁美洲的表现显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因此，我们预计未来30年亚洲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会越来越多。我们预计，2050年全球最大的五个经济体将是中国、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德国（印度尼西亚将取代巴西和俄罗斯成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如图4所示）。如果将预测期拉长到2075年，预计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人口将快速增长，若采取适当的政策和制度，这些国家可能会加入世界最大经济体行列（如图5所示）。

图4 我们预计2050年中国、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德国将成为世界五大经济体

全球最大经济体（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高盛全球投资研究（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图5.中国将在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印度将在2075年赶上美国；到2075年新兴经济体排行榜将发生重大变化

实际GDP预测（2021）（单位：万亿美元）

数据来源：高盛全球投资研究（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主题3：“美国辉煌十年”难以重演

过去十年，美国经济表现略高于我们对实际GDP的长期预测，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鹤立鸡群。而且在此期间美元大幅升值，美国经济的相对美元值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实，有不少国家5年或10年的经济增长表现明显超过和低于预期，有些国家的经济表现比美国还好。问题是，这种优异表现未来10年是否有可能重演。总体来看，我们认为不可能。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然明显低于新兴市场大国，例如中国，尤其是印度。此外，近年来美元快速升值，已经大幅高于购买力平价的公允价值，因此未来10年美元贬值的可能性更大。

主题4：全球不平等减少，国内不平等加剧

二十年来，新兴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全球收入分配更平等。这是过去20－25年全球化的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好处，我们预计这种趋势仍将持续。虽然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将减弱，但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却将加剧。而且，由于各国政府的治理目标（及其最终被问责的）是国家发展而非全球发展，因此对全球发展的政治关注不够。这是推进全球化面临的重大挑战。

图6.国家间不平等继续减弱，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仍然很严重

全球洛伦兹曲线更接近45度线，表明不平等程度减轻（左图）；主要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右图）。

数据来源：高盛全球投资研究（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主要长期风险：保护主义和气候变化

未来并不确定，更远的未来尤其如此。在我们预测的诸多风险中，对世界经济增长和收入趋同最重要的风险有两个。

首先，民粹民族主义可能使保护主义加剧，全球化逆转。民粹主义者已在好几个国家掌权，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供应链中断导致人们更加重视本土生产和供应链韧性。据我们分析，这导致全球化放缓，但不是逆转，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但是，全球化逆转的风险很大。全球化一直为减少国家间收入不平等发挥着强大作用，但要确保全球化继续发挥作用，还要做出更大努力，在国家内部更平等地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其次，气候变化带来环境灾难风险。我们反对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不可兼得的观点——许多国家已经能够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因此没理由认为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实现可持续增长需要做出经济牺牲，需要全球协调一致地采取应对措施，而这两点在政治上都很难实现。

二、回到未来——鉴往知来

2001年“金砖四国”（BRICs）这个缩写词诞生，之后的十年是新兴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表现突出的黄金时代。从本世纪之初到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FC），在异常快速的全球化推动下，大多数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的增长极其强劲。虽然全球金融危机使发达经济体陷入漫长的深度衰退，但大多数新兴市场比较顺利地渡过了这场风暴。我们对“金砖四国”的第一次预测，低估了随后10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收入趋同的速度。

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之后的十年里，情况发生了变化。图7比较了2010－2019年间实际GDP增长率与2011年预测的GDP增长率[4]，实际GDP增长率比2011年预测值低0.6个百分点（购买力平价加权平均值）。与预测值差距最远的是俄罗斯、巴西和拉丁美洲。尽管如此，各国的表现参差不齐，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符合我们的预测，而印度略高于我们的预测。

图7.各国实际GDP增长率比我们2011年的预测平均低0.6个百分点

比较各国实际GDP增长率与预测的误差（2010－2019年，左图）；GDP加权预测误差（右图）

数据来源：高盛全球投资研究（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的GDP增速差距在缩小

为了改进对未来的预测，我们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图8显示了自1950年之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GDP年增长率（购买力平价加权）。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速才开始持续超过发达国家。在此这前，新兴经济体趋同只是例外，而非规律[5]。

图8.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新兴经济体增速超过发达经济体才成为常态；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长率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绝对值仍然很大

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长率（实线－5年平均值；虚线－单一年份）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和高盛全球投资研究（Goldman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兴经济体增长率高的地理原因，图9描绘了中国、亚洲新兴经济体（不包括中国）、中东欧国家、拉丁美洲和发达国家（DM）的GDP 5年滚动平均增速。到目前为止，新兴经济体GDP增长率高于发达经济体的最大原因是亚洲经济体增长快，尤其是中国。自2000年以来，中东和非洲地区（CEEMEA）经济体的表现也超过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虽然领先得不多，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相比有很大不同，当时中东和非洲地区经济体的表现最差[6]。

最后，拉丁美洲国家的GDP增长率一直围绕着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上下波动，近几年的表现略逊于发达经济体，但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和第二个十年初时高于发达经济体。

图9.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长率一直超过发达国家，自2000年之后CEEMEA的增长率也高于发达经济体，但拉丁美洲的表现仍然上下波动GDP增长率（%，5年平均值）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和高盛全球投资研究（Goldman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亚洲继续领先，但新兴经济体趋同已变得更加普遍

鉴于亚洲经济体在新兴市场经济增速趋同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新兴市场经济增速趋同主要（甚至完全）是亚洲国家趋同的结果。但是，自世纪之前以来，新兴市场经济增速趋同变得更加普遍。

图10描绘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4个十年（1980－1989、1990－1999、2000－2009、2010－2019）的人均GDP增长率与十年期刚开始时人均GDP水平的关系[7]。人均GDP是与美国的相对值（美国＝100）。图中还显示了所有122个经济体的人口加权拟合线（以及不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单独回归线）。

图10.低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速快于高收入经济体，特别是自2000年之后；中国和印度表现出快速趋同

十年人均GDP的散点图vs与美国相对人均GDP；气泡大小与人口数量相对应。

数据来源：高盛全球投资研究（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人均GDP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之间缺少经济趋同（中国和印度除外，最佳拟合线略向上倾斜，表明相对于富裕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更快。）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增长比较强劲，而在新兴经济体中，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日益加快。但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丁美洲、非洲、东欧、中亚和中东的人均GDP增长仍然相对缓慢。

21世纪头十年全球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人均GDP增长强劲，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收入趋同。拉丁美洲、非洲、中东的增长加快（尤其是东欧和中亚），完全抵消了美国和西欧的人均GDP增长放缓的影响。东亚经济体的增长仍然强劲。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水平之间的最佳拟合线向下倾斜度较大，这意味着相对贫穷和相对富裕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明显趋同。无论是否包括中国和印度，情况都是如此。

新冠疫情爆发前的十年里（2010－2019），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速都在放缓。但是，与2000年之前的时期相比，相对贫穷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仍然比相对富裕的发达经济体快很多。

过去十年的这两个特征——人均GDP不断趋同，但人均GDP增长率下降——在图11中表现得很明显，图11显示了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关系如何随时间变化。

图11. 2000年以来人均GDP快速趋同；但自2010年以来，世界各地的人均GDP增长都在放缓人均GDP增长率与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关系如何随时间变化；（左图包括所有样本；右图不包括中国和印度）

数据来源：高盛全球投资研究（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当我们预测未来时，这两个特征尤其重要。首先，过去10年经济增长普遍放缓，这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造成了影响。其次，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收入趋同的情况基本上未变。

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趋同的速度有多快？过去20年里，一个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50%的国家，其人均GDP增速比生产率更接近美国的发达经济体平均高约2.5个百分点[8]。经过10年时间的发展，该国的生产率将从美国的50%上升到65%左右。

劳动力增长缓慢和“慢全球化”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尽管新兴经济体收入趋同仍然未变，但在过去10年里，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似乎都有所下降。因此，全球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已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10年的3.6%放缓至新冠疫情爆发前10年的3.2%（市场加权）。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是人口因素和全球生产率增长放缓共同作用的结果。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劳动力增速一直在放缓，自2010年之后增长更加缓慢。从人口预测来看，未来人口结构仍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全球生产力增速放缓的原因很多，通常有两种解释：

1.技术进步的速度放慢，从性质上看，这可能是长期的，政策制定者对此几乎束手无策[9]。

2.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速度放缓。

我们认为，从各国数据来看，第二种解释更合理。如果全球增长放缓是因为技术创新变慢，那么美国和其它处于或接近生产率/技术“前沿”的经济体将会感受到最强烈的影响。而技术不发达的经济体只要简单地采用和复制现有技术就能大幅提高生产率，其生产率的增速可能影响不大。但事实上，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都在放缓，这与第一种解释不符。

相反，从经济增长放缓的时间点和普遍性看，原因更可能是贸易全球化停滞不前。图12显示了全球商品贸易（商品进出口额）占GDP的比例[10]。

图12.2008年全球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达到峰值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高盛全球投资研究（Goldman Sachs GlobalInvestment Research）；富金（Fouquin）和于戈（Hugot）（2016）。

全球化不仅仅是商品贸易，还包括商品、资本、人员、技术、数据和创意的跨境流动的增长[11]。从广义上讲，我们认为，与“去全球化”（跨境流动和股票的全面下降）相比，“慢全球化”（跨境流动增长放缓）一词更准确地描述了过去10－15年里的商品、资本和人员的流动趋势。尽管如此，随着快速全球化时期过去，全球生产率似乎不太可能恢复到2000－2010年间的增长速度。未来，全球化有可能彻底逆转，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风险。

专栏1.经济增长的条件

标准（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人均GDP较低的欠发达国家应该比人均GDP较高的富裕国家经济发展的更快。这一结论直接来自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的假设：欠发达经济体资本稀缺，其资本回报率应该高于资本充足的富裕经济体；反过来，欠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回报率相对较高，应更加吸引投资，提高其资本存量，提高生活水平。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跨国研究表明，几乎没有穷国比富国增长更快的证据（不考虑其它因素），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几乎没有发现“绝对”或普遍趋同的证据。相反，大部分此类研究发现，趋同往往只发生在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或条件的经济体之间[12]。这种趋同被称为是“有条件的趋同”。

哪些条件能促进经济增长？有几个条件至关重要[13]：

1.制度质量：在此背景下使用“制度”的广义定义，内容包括产权界定明确、税收制度公平和法治一贯适用等方方面面。简而言之，如果产权和/或收入有被任意征用的风险，就没有什么投资动机[14]。

2.贸易开放：开放贸易和FDI提供了进入更大市场和获得新技术的渠道，一直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

3.教育：随着各国快速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技术工人，这意味着提高教育水平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4.宏观稳定：不稳定的宏观环境会使未来收益更不确定，扭曲价格机制和激励机制，从而阻碍经济发展。

5.基础设施质量：交通基础设施、可靠的电力供应以及互联网接入是确保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互联网普及越来越重要。

虽然研究一直认为这些条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决定因素，但很难对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如何排序达成共识。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各国的各种经济条件必须达到最低门槛，才能成功实现趋同。而且，如果一个条件无法达到最低门槛，无法用其它条件更好来弥补。

如何解释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济趋同更加普遍的事实？我们倾向于认为，更多经济体为了实现经济趋同的条件，开始实施改革——换句话说，趋同仍然是有条件的，而非绝对的，但是符合条件的经济体更多了。

[1] “金砖四国”（BRIC）这个缩写词由高盛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首次在2001年发表的《建设更好的全球经济BRIC》（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高盛全球经济论文》（GS Global EconomicsPaper），2001年11月30日）中提出。但是，对于“金砖国家”和其它经济体的第一个长期经济增长预测直到2003年才出现（《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未来：通往2050年的经济之路》（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高盛全球经济论文》（GSGlobal Economics Paper），2003年10月1日）。2011年更新并扩大这些预测，包括了70个经济体（《金砖国家10年：正在进行经济大转型》（The BRICs 10 Years On: Halfway Through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高盛全球经济论文》（GS GlobalEconomics Paper），2011年12月7日）。

[2] 参见：《世界是去全球化、慢全球化还是新全球化？》（Is the World Deglobalizing, Slowbalizing or Newbalizing?），《全球经济评论》（Global Economics Comment），2022年4月18日。

[3] 如果不是增长速度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我们预计全球潜在GDP增长率会更加放缓。

[4] 为了避开新冠疫情大流行对GDP的影响，我们比较2010年与2019年数据（而不是比较2010年和2020年数据），我们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的大部分影响将得到弥补。

[5]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10年里，我们对“成功”和“失败”的预测没有明显的模式。各国经济增长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水平无关（即，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并不是普遍都比新兴经济体更好）。部分差异是贸易条件变化，贸易条件恶化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较低。但是，鉴于大宗商品价格趋势固有的不确定性，我们很难从中吸取对预测未来经济增长有用的教训。

[6] 1989/1990年俄罗斯和中东欧共产主义政府垮台是这段时期CEEMEA国家经济增长不佳的最重要原因。此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非洲和中东的经济增长相对较慢。

[7] 我们比较的样本包括122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扭曲了生产率指标，我们从样本中剔除了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石油出口经济体。

[8] 2000－2020年回归线的斜率约为0.05.

[9] 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中技术悲观主义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他的主要观点是，尽管最近的创新带来了各种技术奇迹（如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但它们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没有之前的创新大。

[10] 我们在图中显示了一条全世界（不包括中国）的线，因为中国贸易的体量已经非常大，足以对全球总数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过去10/15年里，中国的贸易/GDP份额从64%下降到34%，因为中国实施“本地化”战略转移走了更多投入。

[11] 本文中我们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随着产值从有形商品转向技术服务及相关服务，统计学家计算GDP越来越困难。由于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计量问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因此，官方数据很可能夸大了生产率增长的放缓速度。

[12] 这方面的一篇重要论文是巴罗（Barro）和（Sala-i-Martin）（1992）的《趋同》（Convergence），《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100卷，第2期，第223-251页。

[13] 同样重要的是，要强调那些似乎不会对推动GDP长期增长发挥作用的因素。特别是，很难看出平均税收水平和人均GDP水平或增长率之间有任何直接关系：有的富裕经济体税收高，有的贫穷经济体税收低，反之亦然。

[14] 经济学家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一直认为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很重要。特别是是他2012年与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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